第一百二十五章 倒退之路（1） (第2/2页)
定的合理性，不过也着重强调了一点
“要谨防先锋队的腐坏！”
当然，
不可否认的是，新经济政策仍然在国际共产方面造成了比较坏的影响。
在苏俄没有否决国际革命理论时，
许多左派政党都认为，新经济政策是苏俄放弃国际革命，彻底转向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和平共处的标志。
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党内同志的积极性。
四月的真理报文章中，有超过二十篇为新经济政策出谋划策的文稿。
针对意大利农民与意共团结农民，发表致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公开信，向大地主阶级与受大地主阶级援助的黑衫军们宣战的消息。
只有叶戈尔的《关于意大利革命》与托洛斯基的《意大利政府的压迫性》被高悬在侧版。
同时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国际共运层面。
如果说之前苏俄是紧绷的弹簧，一但反弹，其官僚化与腐败化来的也越发迅速。
莫斯科，
中央监察委员会，并没有同其他政府单位般在克里姆林宫组建办公处。
叶戈尔选择将办公地点设立在，距卢比扬卡不远的尼古拉大街九号楼。
有人猜测，这是叶戈尔为了让每一个监督工作者，意识到他们距离肃反只有一线之隔。
但实际上，居住在这只是，叶戈尔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对独立的政治单位，需要与在克里姆林宫办公的其他政府单位进行距离上的隔离。
其二，这里离家更近。
至于办公室几乎依照先前卢比扬卡二号办公室布置，放眼望去是由文件与书籍堆积成的，纸山书海。
正式成为党内中坚力量的叶戈尔，脸色并没有随系统的恭喜，显得多好看。
在《加大监督人员的招募工作》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，叶戈尔还在其后侧附带了一句，
“招募标准尽量与肃反人员的招募标准靠齐。”
陪伴在他在卢比扬卡多年的椅子，发出吃力的滋滋声。
埋头看完各地方监察组织呈递上来的汇总报告，叶戈尔深吸一口气，开口道，
“苏斯洛夫同志，再接收一批契卡成员作为监察人员的补充，这些数据明显有误，新经济政策执行后的官僚现象、腐败现象反倒要比战时共产主义时低？”
“我不认为目前的社会形式，与干部素养能因为一个政策的改变，得到如此大的飞跃。”
说完，叶戈尔随即从桌底抽出一张早已拟定好的监督工作纲领，
“除开对官僚主义，腐败现象进行监督，对民主，对统一，中央监察委员会也享有监察权，必须把监督民主工作的执行，当成自身任务的一部分。”
这其中包含着叶戈尔些许私心。
关于民主工作的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》早已被慢慢弃置在了斯维尔德洛夫礼堂的穹顶之上。
但他还是想，依托中央监察委员会捡起来。
哪怕只有一部分。
监督权这个东西其实可大可小。
只要有着政治背书，监督权可以大到管揽全俄的干部监督工作。
当然也可以小到，
每天喝喝松针茶，让所有干部都高兴、